2008/10/01 | 和母亲有关的痛(情感)
类别(精美文摘) | 评论(0) | 阅读(30) | 发表于 11:18
作者:提云积 来源:读者网博客
  我感觉到不适,却不知道这种不适在我身体的哪个部位,我握方向盘的手好像也感觉到了这种不适,软绵绵的没有力气。不适掺杂着一种痛感,这种痛感好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向我的身体发力,从头顶开始贯入,停顿片刻,然后快速地从脚跟消失。这种掺杂着痛感的不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,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,又去向何处。它来的快,去的也快。

  我放慢车速,稳稳心神,努力在驾驶座位上抻了抻身体,和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二姨说:“我感觉难受,不舒服。”“你是熬夜累的,”二姨说。此时手机响,接起来是三姨的电话,“到哪里了?”三姨说话的语气永远是平平稳稳。“到城根了。”“噢。”“你在哪里?”“我刚到医院,正在病房里,路上慢点开,注意安全。”三姨叮嘱我一句。关了手机专心开车,刚才的那种不适已经彻底消失。

  到医院病房楼前停车,三姨又来了电话,“到什么地方了?”“我在楼下停车。”“快点上来,越快越好!”三姨说话明显带了哭声,已经不是刚才说话的语气。我的心骤然一紧,停好车,也不等电梯,直接就从安全通道向五楼的病房跑。

  母亲住在五楼的23床,五楼是心内科住院部,十四个病房,从2007年春天开始,母亲因为右心衰开始住院治疗,到今天为止,差不多在每个病房都住过,差不多的每一张病床都躺过。

  我对现在的医疗技术充满信心,我曾经给母亲说过,我要努力让她活过七十岁,母亲微笑着和我说,一切都是命,我努力活。说这话的时候,是在母亲第一次心脏手术后。母亲是风湿性心脏病,一九九零年二月八日,在今天的齐鲁医院做了第一次开胸手术,把已经病变不能继续工作的二尖瓣割掉,置换了机械瓣膜。

  对于母亲的病,在手术之前,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,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何种病。从我开始有记忆以来,家里就有一个黑色陶罐,有时候陶罐会连续几天在煤油炉子上冒着白色的烟雾,浓烈的,说不出的味道飘出屋子,在院子里飘来荡去。那个黑陶罐一直是沉默的,除非是里面的水沸腾起来,才有一些声音,然而我感觉那声音是一种莫名的呻吟,好像里面充满了痛苦一样。我看到母亲都是从陶罐里倒出一些暗褐色的液体,少冷却,皱着眉头,一口气喝下去,然后就急匆匆的往生产队跑,抢着去挣几个工分。晚上回到家,母亲就会用一些浸泡了柳树汁的水泡脚,我亲眼看到母亲的双腿红肿,皮肤发亮,我想母亲一定会很痛,但我没有听到母亲的呻吟。

  我曾经幼稚的想,是那个黑陶罐给母亲带来了病痛,如果把那个黑陶罐打碎,扔的远远地,从这个家里彻底地消失,母亲不再喝那些暗褐色的液体,说不定母亲的身体会好起来。我把这个想法真的实施过,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的幼稚责骂我,很快地,家里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陶罐。

  除非是到万不得已,谁也不愿意进医院的门。出手术室的时候,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,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,管子里滴着不同颜色的液体。还有一些红红绿绿的线,从母亲的身体上引出来,连接着一些不知道名字的仪器,那些仪器闪着不同的光,划着各种曲线。母亲紧闭着双眼,脸色苍白。医生护士很快地把母亲推进了重症监护室,我想跟进去,护士把我挡在了门外。我那时不知道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能活下去,后面还需要一个观察期,平安地出了观察期才能说明手术是成功地。但是母亲能活着从手术室里推出来,我就知道母亲已经没有问题,可以跟着我们回家,很好地生活。对于母亲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痛苦,我不敢想象,我也没有问过母亲,那时,我只是沉浸在母亲手术成功的喜悦里。

  然而,不管是何种痛苦,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不想经历第二次。但是,母亲却再次经历。第一次手术后的十四年间,我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持母亲的生命,尽量不让她出现丝毫的意外。机械瓣膜磨损严重,这不是我的能力能够避免的,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,母亲又行了第二次开胸手术,置换了三个心脏瓣膜,这次手术,冒了很大的风险,二尖瓣需要拆除重新安装,主动脉瓣、三尖瓣都要切除安装人工瓣膜。

  对于第一次手术经受的痛苦,母亲从没有在我面前说起过,我也没有问。我不能忘记的是二次手术前母亲给我说的一句话,不愿意在遭那些罪,还不如让她这样走掉好。我没有答应,母亲只能听从我的安排。这次手术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母亲的痛苦,毕竟,母亲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,不能与十四年前的身体状况相提并论。

  早上八点,母亲进入手术室。我就在手术室的门外坐等。时间逐渐推移到下午,其他的手术病人陆陆续续地出来了,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,不断地在手术室门前走来走去,透过手术室门的玻璃向里面张望,我什么也看不到,里面的隔离门死死的关着。我开始不停的向值班护士探问里面的手术进展情况,护士告诉我,已经开始灌注血液了。再问其他的情况护士也不知道,我推算着灌注时间,推算着缝合时间,推算着电击时间。时间一点点地流逝,我的心一点点地提起来。我看到心外教授推开了隔离门,手里端着一个白色的小托盘出来了,那时刻,我害怕了,我离开了手术室的门前,远远地站着,看着心外教授推开了手术室门,叫着我的名字寻找我,我迟迟疑疑地走过去,教授给我说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,“小提,上帝保佑你,你母亲手术成功了!”

 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早晨,心外教授告诉我说,母亲的各项指标已经趋于稳定,可以撤下呼吸机,让母亲自主呼吸了。我知道母亲度过了危险期,又可以跟我回家,可以安享晚年。

  傍晚的时候,重症监护室忽然紧张起来,医师护士忙忙碌碌地出出进进,心外的教授来了,胸外的教授也来了。住院医师跟我说,因为母亲的血氧饱和度不到八十,母亲出现了昏迷状况,现在教授们正全力抢救,不排除切开气管进行插管,但这样,不能保证母亲的生命会获得救治。

  住院医师给我找来了无菌服,带我进了重症监护室。这是手术后第一次看到母亲。好像是有了某种感应,已经进入昏睡状态的母亲竟然醒了过来,看到我还微微地笑了。教授们看到了一线希望,换了药物继续救治,我就守在母亲的病床边,不停地给她说话,母亲双眼直直地看着我,眼里满含了疼爱与不舍。

  在监护室,我第一次看到了划过母亲胸口的刀痕。医师来给母亲换药,并没有避讳我的存在,把盖住母亲的被单掀开,母亲的胸前插满了各种管子。如果说,母亲的第一次手术我还不知道这些管子的用处,这次手术,我能很轻松地明确这些管子是做什么用的,这些仪器划出的各种曲线代表了何种生命体征。

  但有一点,我永远不能明白,母亲没有在我面前呻吟一声。我站在病床的另一侧,看到医师揭开敷在母亲胸前的纱布,刀口清晰地横在我的面前,真的,刀口就是横的,从母亲上腹部的中段开始,一直到母亲胸膛的上缘,目测有三十公分的样子,医师小心地给母亲的刀口消毒,我看到医师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那时就想问母亲,痛吗?然而我没有问出口,感觉有东西堵在我的胸口,几乎窒息一般。母亲不但没有呻吟,竟然都没有皱一下眉。

  我知道一句话,人不与命抗争,人也扛不过命。就像是母亲和我说的,一切都是命。我以为母亲的二次手术最少也能让母亲再活十年,那样我对母亲的承诺就会实现。可是,母亲真的是老了,二次手术不过两年,生命体征急剧下降,右心衰引发了多脏器衰竭,必须住院治疗。2007年的春节刚过完,我就不断地开始带着母亲在医院和家之间奔跑。晚上是彻夜的护理,白天回单位继续上班,似一个陀螺,不停地转,只要有点点力气,就可以永远转下去。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恶化,我降低了标准,给母亲说,努力让她活过六十八岁,母亲还是那句不变的话,一切都是命,我努力活。

  右心衰导致的结果是,进入静脉的血液不能回到心脏去,只能在心脏的下路血管和脏器里淤积,肝脏首当其冲,淤血肝导致血氨升高,出现肝昏迷,然后就是肾衰竭,出现尿毒症状。在这些血管和器官不能承受淤积的血液时,静脉血管开始爆裂,慢慢地向腹腔漏血。母亲就不断地昏迷,不断地住院。出院也许不到一天,就会再发作,然后再去住院。

  主任医师给我说,病人经受着很大的痛苦,如果离去,是对病人的最好解脱。我没有答应。主任医师是一位老太太,看着我说,你不能以你不合现实的想法,来左右你母亲的生命,这样的生命,没有丝毫的质量,放弃吧,对你母亲和你们家人都是一个解脱。我也曾考虑过,我这样做是否太自私,然而,如果现在选择放弃,我的那个承诺,那个让母亲活过六十八岁的承诺就是一个幻影,第一个承诺已经失败,我要抓住这最后的承诺。

  主任老太太很无奈,告诉我说:“我们会尽全力的!”主人老太太还给我说以前医院也收治过这种病人,病人都受不了痛苦的折磨,每天呻吟不断,即使睡觉时,也是在呻吟着的,你母亲没有,这很奇怪。

  我不奇怪,母亲对于病痛已经习惯,多年的病痛,使她的痛感神经已经彻底麻木了。我还记得第二次手术出监护室时,我问母亲,刀口还痛吗?母亲和我说,她早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痛,也忘记了什么是不痛。我却感到了痛,是从心里生出来的痛,痛彻心肺。

  昨晚照例是我陪床,白天老父亲在,晚上就是我。给母亲做了全身按摩,把身子用温水抹过一遍,母亲很安逸的睡着了。住院已经二十多天了,母亲一时清醒一时昏迷,这次昏迷已经有九天了。每晚的护理程序走一遍,就会到下半夜。今天下午下班来的时候,主任老太太给我说,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,以前用过药后,最多三天就会醒过来,这次都九天了,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不置可否,感觉母亲不会有事请。可能真的是累了,我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然而,一丝呻吟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,我以为是在梦里,但声音再次响起,我惊醒起来。是母亲,是母亲在呻吟,我感觉到了恐惧。找来值班护士,看过后,急匆匆地给主任老太太打电话,时间已经是今天的清晨六点多钟。主任急匆匆的来了,一番检查过后,神情严肃的告诉我,现在,你母亲的肺部也衰竭了,回家吧,也许还能来得及。我想说点什么,老太太把我拦住了,听我的,现在回家还来得及。

  我回单位开车,我单纯的以为母亲能等我回来把她接回家。每次都是我开车送母亲去住院,每次也都是我开车去接母亲出院回家。我想这一次也会是这样,就像是一个程序,不会改变。在这之前,父亲给我说,白天的时候,母亲曾经清醒过一会,央求父亲带她回家。母亲给父亲说,家里高门大屋,多亮堂,比在医院住着好,还有,家里的火炕躺着也比医院的病床舒坦。父亲说出这些话,我没有给父亲一个回答。

  等我跑到五楼,病房前围满了人,医生护士都在母亲的病床前进行抢救,我冲了进去。主任把我叫到一边,我们抢救了二十多分钟了,已经尽了全力,医院里最好的心内医师都在这里,接受现实吧。没有其他的办法了?没有了!医生护士都看着我,我点点头。我那时已经没有了思维,一点思维也没有了。

  我不知道是如何跪在母亲的病床前的,双手紧紧地攒住母亲的手,想把母亲拉住,不让她离开这个世界。母亲的手还是温暖的,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最后一点体温了。我给母亲说着我的承诺,我对不起母亲。母亲的嘴微张着,好像要说劝解我的话。

  我决心把母亲接回家,让她回自己的家,她的家高门大屋,她的家有躺着舒坦的火炕。父亲什么也没有说,父亲都听我的安排。父亲知道我们这里的习俗,在外咽气的人不能回家,我也知道,但我决心这么做,我不想让母亲在外面走,我已经对不起她,这次我要听母亲的话。

  这次是一个例外,这个例外能让我受痛一生,我没有亲自开车把母亲好好地接回家。找人开着单位的车在前面引路,租了一辆车带着我的母亲,我坐在母亲的身边,双手紧紧地攒住母亲的手,就像是小时候,跟着母亲到陌生的地方去,担心和母亲走丢了一样。不知道这一次,我有没有走丢了,我还能不能回到母亲的身边。

  把母亲安葬,三姨给我说,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,母亲就已经不行了,怕我开车出意外,就没有告诉我,只是问我到了哪里。我惊呆了,我想到了那次不适,在三姨给我电话之前的那次不适,那次掺杂着痛感的不适。那是母亲在向我告别,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痛,竟然隐藏了如次的玄机。

  我想问娘,在你挣脱这个世界的时候,儿子感到了痛,不知道和你当年生下儿子时的痛是否一样,娘,你能告诉我吗?假若有来生,那种痛,我不愿再与它相遇。

  娘离开的那天是2008年5月16日,享年66岁。写完此文,母亲已经离开我一百二十六天了,此时,另一种痛开始在我的身体里蔓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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